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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海洋”成為高頻熱詞：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做強做優做大海洋產業”；“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更是專章部署海洋開發利用保護，繪就了經略海洋的宏偉藍圖。

會上，代表委員們聚焦這片深邃的“藍色沃土”建言獻策。從領航國際大科學計劃到搶占深海資源戰略高地，從構建海洋生態全鏈條治理體系到突破海洋綠氫等新能源技術，再到實現深海裝備關鍵技術攻關，他們的建言指向一個核心目標：在“十五五”關鍵期，加快經略海洋步伐，為建設海洋強國注入澎湃動能。

在全球氣候治理棋局中從“跟跑者”向“領跑者”轉變

“在全球氣候治理的棋局中，中國海洋研究正從‘跟跑者’向‘領跑者’轉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焦念志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以開放姿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是我國科技開放合作的“主旋律”。焦念志領銜發起的海洋負排放國際大科學計劃（ONCE），就是一個生動注腳。該計劃基于他2008年提出的“微型生物碳泵”（MCP）理論，厘清了海洋固碳的科學機制，在國際舞臺上實現了科學理念輸出。

從2017年首次倡議至今，ONCE已經讓“負排放”這一概念成為全球氣候談判的高頻詞。“聯合國規定自然碳匯不能直接交易，只有人為‘負排放’增加的碳匯才可進行碳交易。”焦念志解釋說，“負排放”這個術語澄清了以往碳匯交易中的模糊概念，這是合法、合規碳交易的前提。

而源于海洋固碳機制研究的MCP理論則揭示了海洋微生物將活性有機碳轉化為惰性溶解有機碳并長期儲存的機制，已被國際學界廣泛驗證，甚至在陸地土壤研究中，科學家也沿用該原理發現了類似的固碳機制，證明了MCP理論具有普適性。現在，該理論不僅被科學家驗證認可，而且逐漸被公眾和政策制定者了解認同。

“必須加快合作步伐，將理論優勢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引領。”焦念志說，ONCE已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成功獲批成立“負排放與碳中和”標準工作組，“掌握標準，就是掌握交易的尺子”。

今年1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協定》生效，許多海洋干預方案因可能破壞公海生態多樣性被叫停。而基于MCP理論的海洋負排放方案，因基于現實國情、世情，既保護生態環境又應對氣候變化，符合生態保護倫理且具備法律合規性，成為少數可行的技術路徑，為“中國方案”贏得了戰略高地。

在焦念志看來，科學的終極目標是服務社會，他希望進一步將“中國方案”轉化為全球的“公共產品”。受訪中，他描繪了一幅未來圖景：通過應用MCP四泵集成技術路線，讓河口富營養化區變“源”為“匯”，讓傳統的海水養殖業“減污增匯”，讓污水處理行業從高排放、高投入的“負擔”轉變為產生負排放碳匯的“資產”。“這些人為增加、可長期儲存的優質碳匯，將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產生巨大價值。”焦念志說。

加快深海礦產開發搶占戰略制高點

“‘十五五’規劃的宏偉藍圖令人振奮，規劃強調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并將‘深海深地極地探測’列為前沿科技攻關領域，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海洋資源的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孫黎說。

孫黎表示，深海蘊藏著鎳、銅、鈷、稀土等對經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至關重要的礦產資源。在全球能源轉型和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些資源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面對全球新一輪的深海資源博弈，中國必須未雨綢繆，加快深海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布局。

談及國際深海礦產開發局勢，孫黎表示，當前全球深海采礦雖處于試驗階段，但各國布局勢頭迅猛，競爭日趨激烈。其中，美國正試圖成為深海礦產開發新興領域的領導者，日本、韓國也在太平洋海域積極布局深海稀土開發。國際深海礦產博弈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孫黎表示，我國是國際海底資源勘探的最早投資者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起便開始布局。但同時，我國在海底采礦技術和裝備方面與國外仍有較大差距，且在深海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方面缺乏足夠的研究支撐。

為搶占未來產業先機，保障國家關鍵礦產資源安全，孫黎建議，強化國家層面階段性部署，完善海洋法律體系；堅持國家主導，構建系統性開發體系；發揮國際影響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

孫黎認為，深海采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由國家主導，整合企業、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優勢力量，突破深海礦產資源在勘探采集、集礦輸送、環境評估及生態保護等環節的重大科學問題和技術瓶頸。“目前我們尚不具備商業開發能力，必須通過技術攻關，提升海底采礦的商業化能力，力爭在未來掌控關鍵礦產的國際市場話語權。”

從治理到開發向海圖強正當時

“‘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內容全面、目標清晰，強調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讓我倍感振奮。”全國政協委員、生態環境部海洋生態環境司副司長胡松琴說。全國兩會期間，她建議強化海洋垃圾源頭管控、清理和資源化利用。

胡松琴表示，我國海洋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顯著，但海洋垃圾污染問題依然嚴峻。根據2024年海洋垃圾監測數據，雖然海灘垃圾蓋度有所下降，但海漂垃圾的密度仍在升高，部分海灣和海島的垃圾污染形勢尤為嚴峻。“過去的清理行動表明，單純依靠末端治理往往‘事倍功半’，治標不治本。”

為有效遏制垃圾入海增量，胡松琴認為亟須轉變思路，從源頭入手，推動治理關口前移，將“源頭管控”置于優先位置，變被動清理為主動防控。為此，她建議，進一步明確強化陸海統籌的垃圾管控體系，加強對陸源入海垃圾的攔截與減量，同時完善海上生產生活垃圾分類與回收機制，真正構建起“源頭減量-過程管控-末端清理-資源化利用”的全鏈條治理格局。

“海洋蘊藏著高質量發展的無限潛能，但無序開發與破壞就是對未來的透支。”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處長潘越說。

潘越以一起典型案件舉例說明。陳某甲、陳某乙等人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權證、采礦許可證的情況下，組織多艘采砂船在某淺灘海域非法采砂出售。此后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不僅追究了9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還追繳違法所得2400余萬元、追索生態損害賠償金1323萬元。

潘越建議，司法應該向社會積極傳遞“損害必償、犯罪必究”的清晰信號，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清淤護航。

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能源安全形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認為，我國應搶抓氫能產業發展窗口期，加快發展海洋綠氫產業，構建“海陸協同、自主可控”的清潔能源供應體系。

姜耀東表示，我國擁有約1.8萬公里大陸海岸線，深遠海風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超12億千瓦。更關鍵的是，我國已在這一領域取得原創性技術突破——海水直接制氫技術，通過物理力學與電化學耦合，破解了海水直接電解制氫的半世紀難題，成本較傳統技術降低40%以上。

針對當前海洋綠氫產業發展面臨的技術路線、消納銜接、基礎設施、標準規范等四重結構性矛盾，姜耀東提出強化原創攻關機制、強化海陸協同布局、強化管網融合支撐、強化制度供給保障等建議，推動海洋綠氫從技術突破走向產業成熟。

全國政協委員胡震長期深耕深海技術與裝備領域，擔任“深海勇士”號總設計師，以及“蛟龍”號、“奮斗者”號潛水器副總設計師。他為我國深海探測成果深感自豪，同時建議國家加強深海試驗能力體系頂層規劃和全面統籌，設立關鍵技術攻關專項，補齊試驗短板。

“我堅信，隨著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十五五’期間，我國深海裝備產業化將加速推進，并在深海探測與開發領域實現更高水平突破，為海洋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胡震說。